南都真是标题档，昨日头版头条是“专制独裁统治必然失败”，今日社论则有篇“遮蔽或扭曲真相是可耻的”

 

 

     在大学讲课，偶尔有人打电话来问是否可以旁听，我总是回答：“如果后面还有位置，可以进来旁听。”偶尔我还会多说一句：“我理解的大学课堂，是开放的课堂。不必特别征求我同意。”这里我用了两个“偶尔”，确实都是实情。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说是出于大学精神的熏陶，也不为过，虽然我们离开前辈那些作为大学精神载体的人物，已经非常遥远。不过即使崇尚大学课堂开放，我对于正式修课的学生和名单以外旁听的学生，也做不到“有教无类”，并且在座位无多的时候，“课堂开放”精神的物化，也只好让一让。

　　比如有一次，我们请来邹恒甫教授介绍的一位博士，给我负责的本科双学位班的同学讲授宏观经济学。我走到教室，发现一些去得比较早的研究生，已经占据了前排最好的位置。我马上向大家说明，这门课是为双学位班的同学开设的，其他同学要听的话，我们欢迎，但必须保证最好的位置留给双学位班的同学。结果“令行禁止”，大家非常配合，研究生们马上疏散到了后面。

　　我们做事情，不仅要看是否需要，尤其要看是否可能。“有教无类”的理想也许是很好的，但是资源有限，我们也就不必因为做不到“有教无类”而耿耿于怀。如果读者对于现在大学里面认真教书的先生们的工作量有所了解，一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工作量已经很大了，自然首先要善待在册的学生。教师的敬业精神，就体现在这里。进一步，如果要求旁听的人很多，教室挤不下来，那么“课堂开放”的理想也只好暂付阙如。不见得“胸怀开阔”得容忍不在名册的学生和居民把教室的大部分位置占了，才能够体现“大学的包容”吧？

　　最近，因为北大宣布将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就引发了广泛的批评。我看到的有《大学应有靠近民众的胸怀》和《到北大旁听已是逝去的传统》等几种。有评论说，“任何一种政策或措施的出台，都必然源于某种现实的困境。”是不是“任何一种”政策或措施的出台都必然源于某种现实的困境，我不敢说，但是北大宣布将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恐怕真是源于某种“现实的困境”。

　　记得在阅读民国年代一些大师的故事的时候，曾经发现许多耳熟能详的学者，虽然学科不同，却原来相互都是密友甚至亲戚，感叹那个时候学者圈子之“紧致”。那时候全国每年招收的大学生，恐怕也就数以千计吧。现在可好，每年的大学新生，数以百万计，差了整整三个数量级啊！过去容易办到的一些事情，现在没有办法办哪！

　　资源的约束，是最权威的约束。当环境已经改变，人们的做法也要随之改变，不能墨守成规。注意这里我不敢说墨守陈规。慈善组织向长者派发善米，精明的商户让利促销，民间人士召集元宵灯会，在过去差不多总是很好的事情，甚至可以作为祥和的标志，可是在现在，弄得不好就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闹出人命。漠视变化了的情况，漠视资源的权威约束，恐怕就食古不化了，只会把事情弄糟。

　　在资源的严厉约束之下，文化和传统也只好受点委屈。樵夫猎人，都是文化乐意沉淀的传统职业，田园生活，诗情画意，多么令人向往。可是现在即使在环境保护得最好的发达国家，砍柴打猎如果不是完全禁止，也已经被限制得够呛。与其抱怨资源约束之下不能发扬这些传统，莫若正视现实，看看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解决僧多粥少的问题，小心翼翼走出生态脆弱的险境。

　　叹息人心不古，叹息得深沉感人，当然是可以的，所以《红楼梦》和《随风而去(乱世佳人)》成为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生发开来，变成沾上“文化”和“传统”就不容更改或者变通，变成凡人事不古就要声讨批评，恐怕就有失偏颇了。

　　有评论说，“大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有容乃大，大门都应该朝所有的人开放，教学楼应该敞开胸怀欢迎人们来听课”。这些语句听起来慷慨激昂，但是只要现实地想象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语句展示的图景并不美妙，不知道把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放在什么地方。至于“大学”是否可以这样“顾名思义”，应该也可以商榷。

　　有评论还说，“北大是用国家资源办的”，“理应属于所有中国人”，从而“挤占学校教学资源”说法“不知从何说起？”对此，我们也不敢苟同。的确，北大是“所有中国人”的北大，但是把这个概念具体物化为“所有中国人”都可以进入北大的课堂旁听，恐怕也不大妥当吧。至于因为是国家资源办的，就不存在资源被挤占的问题，这个逻辑怎么能够成立呢？古代的秦皇陵和当代的中小学，都是“国家资源办的”，更不用说那些实验室了，如果“所有中国人”都可以随意进去走走看看听听动动，将会是什么样子？

　　世纪之交以来，“人文关怀”的旗帜猎猎作响，所向披靡。但是如果漠视资源约束和环境变迁，那样的“人文关怀”还是收敛一些好。

听一位老师提过，上本科生和研究生课，最大的区别是，老师问一个问题，本科生都积极回答，而研究生则个个低头作思考状。原因可能一方面研究生想问题的确比较深入全面，还有更大的可能是研究生的试错成本比本科生高，年纪不小还乱答一通，答错了面子往哪搁啊？所以，对社会问题作判断的时候，我都是小心翼翼，就怕一下唔觉意定错立场，显现出自己的无知，呵呵。

老虎照片，论坛上有人从机位、色温、动植物大细对比等专业层面来论证照片有问题。依个我睇第一眼就觉得颜色有问题，不过冇深究了。睇来有时直觉和常识仲是可以判断的。好，到左依几日的police vs professor，系BBS睇标题的时候，恩，警察有问题，再睇几份报纸报道，貌似警察又合情合理喔。

系依件事上谁对谁错好难讲啦，天涯上好多人根据常识和广州生活经验，有左唔少搞笑的推断：两个中年男人，半夜系街，而且车牌被报纸遮挡，肯定是去娱乐场所啦；腋下位置中枪，证明警察开枪位置非正常体位，处于半蹲的状态等等啦。推断都有利于警察的。

通常睇完标题都是觉得教授惨D，可能职业地位带来的道德优势，再加上习惯性思维判断，我地人民警察的形象嘛~~（中国国际形象都有咁的问题，如今日联合早报的文章）。然后读完新闻，发觉，耶~军方背景且假军牌，又一个思维定势发挥作用，判断又转向第边。

两种特权对撼肯定是看点，但是另一个令人更加悲哀的是我地法规的唔完善，行政能力的低下。警察叔叔咩情况下开枪程序唔明确，“开枪前是警察，开枪后是罪犯”，就算某书记讲要“敢于开枪”都冇用啦。跟住就是危机处理手法，仲是咁老套，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都算了，但是落通知停止报道、调查组遮遮掩掩又冇咩进展~或许更悲哀的是，公安部又好，检察院又好，都不如人地的军方背景，哦，是前军方后勤部门~

仲要有几多试错的成本呢？

本来对某些法学博士起诉这个、起诉那个不以为然，不过现在发现也挺好玩的

根据中国的法律，不是不论什么手段得到的证据都是有效的吗？并一定要求是合法途径吧？

 

报载，11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董彦斌向北京西城区法院起诉华星国际影城和国家广电总局，称前者提供的删节版《色，戒》，剧情结构不完整，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后者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他要求两者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500元。

人人都知道他的起诉不可能成功，不过是出口恶气而已。西城区法院有法官，但是司法独立地位尚待证明。换言之，假设他是在广电总局的法院里起诉广电总局，结果自然不难预料。不过他的勇气可嘉，法律你当它是法律，它未必真成了法律。但是你当它是草纸，那就真的成了草纸。拿出草纸来嚷嚷，也算是提醒我们，这并非草纸。

既然这样提出来，西城区法院就相当尴尬，不能当众如同对待草纸一样对待董先生的诉状。否则，那身法袍也就变成草纸了。要不怎么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呢？烫手的山芋交到了西城区法院的手里，他们一个乾坤大挪移，配合太极劲，硬是把山芋从半空里卸了下来，而且将力道的方向完全改变，扔回给董先生。最后西城法院是这么处理的：

西城区法院收到董彦斌的起诉材料后，进行了初步审查。最终，认为董彦斌还需提供没有删节的《色，戒》电影版本作为证据，该院当天未准其立案。

这个要求完全合乎法理，谁主张，谁举证。你董先生既然说删节了，那好，请您出示未删节的版本先。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合法渠道，董先生是根本不能得到《色，戒》的足本的。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北美，向内地输入音像产品必须经过审查。有着蛋蛋的忧伤的足本《色，戒》自然不在通过之列，全海关的人都看完三遍，也不可能到得了董先生的手上。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足本《色，戒》。那么这个官司肯定是打不起来了。

西城区法院用纯粹的技术性击倒手段，一举击倒董彦斌先生，证明了职业法律工作者和在校政法博士生之间的巨大差距。推而广之，中国网民也并没有被屏蔽于任何网站之外，因为那些网站你访问不了，访问不了就是根本不存在。进而言之，清帝国之时也并无所谓西方列强，因为列强在国门之外，又不准片甲入海。如此，世界只有一个中国，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其他国家。至于说为什么现在又有了，可以请物理学院士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时空扭曲的深刻道理。

丑妇终须见家翁。今日终于都要硕士论文开题了。

我的开题报告，小四字体加1.25行距，都是得三页唔到，用老板的话讲就是“做得比较草率”，可能是中大最薄的开题报告了。依几日趁有时间多读文献，再系开题陈述的时候提几篇文章、人名，弥补下开题报告冇详细文献回顾的缺陷。好在呢，我的研究问题是清晰而且几有意义，加上之前也做过相关研究，陈述起身都算胸有成竹，淡淡定定。一轮嘴讲完，老板算是满意，小朱和郭老就觉得，报告虽然简单了一些，但是问题清楚，也可以做得出来，所以都可以。

老师们的意见是颇为到位的。虽然自己隐隐约约觉得里面是有点问题，但是就是讲唔出是咩问题，老师就可以帮你将个问题点出来，并且提供所谓“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指出可行的方向。开题嘛，唔需要你答辩，就是听老师讲就得了，呵呵。老师嘛，也不是要打击学生啦。

我地组老师和学生都非常熟悉，开题过程充满娱乐气氛。搞掂晒就接近12点吃饭时间，学生退席导师签意见。一班人系办公室外面等，你望我我望你。小朱出来话，“大家放心，都过了”，呵呵，都唔是担心过吾过的问题，明显等吃饭嘛~当然，冇理由开完题仲要老师请你地吃饭的~~~向紫荆园进发~~~~

但是貌似另一组就唔是甘的样了，闻说气氛比较凝重尴尬。教授们认真起身，唔是好玩的。当然了，学生摆出来的野首先要认真先可以避免教授们较真。

下午去听T博的开题，哈哈，赶住去Bristol吹海风了。博士开题学到的野更多。自己觉得比较有用，一个是case study要和理论对话，另一个是政策研究要有价值关怀、道德立场。当然，做研究最重要的是，明晰自己的问题，能够系开头三到五段，用一两句话提出问题，然后是有清晰的研究方法。唔好讲左十分钟，比人问一句“一句话总结你的问题”就傻左。

貌似又有个博士唔知申请出国定是联合培养，去匹兹堡。从开题就可以睇出，受过严格的学科训练，层次是唔同的。可惜有点郁闷的是，琴晚睇陶杰专栏，评论曾特首民主文革论，讲到港英政府统治下大学教育的缺陷，有一句：

所谓「中国观察」（China Watch），就像丛林里提着一副望远镜窥看蝙蝠如何生殖、蟒蛇怎样交配，Watch这个字，很理性，保持一点点距离，采集标本，笔记研究。这一切，英国人没有教本地的华裔政务官，只一心让他们打麻将，进马会跑马、喝红酒。英国佬多坏呀，你看，他们一走，不就出事了，这是牛津和Hong Kong U的分别。

　　台湾电玩好手刘佑辰日前在美国西雅图夺下世界电玩大赛“世界街头赛车3”项目的第三名，站在颁奖台上领奖时兴奋地披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不料下台后却遭到大陆选手的肢体擦撞和恶言相向。据报道，失控的大陆选手不仅骂出“你们是狗生出来的吗？”等不堪字眼，还辱骂中华民国国旗“是什么烂旗？”，甚至一直硬逼台湾选手表态“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消息传回台湾，自然引发一连串的政治效应。在台湾路线成为主流民意的大环境中，进入选举战斗期且每票必争的蓝绿政治人物纷纷出面谴责这样的蛮横行为。

 

　　事实上，发生这样的事件，最高兴的该是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因为这一次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再次制造台湾民众对大陆及大陆民众的反感。大陆电玩选手的言行坐实了大陆对台湾的无理打压和跋扈态度。这样“机不可失”的免费文宣，不失为最佳的另类助选方式。

 

　　“有比这样更愚蠢的行为吗？大陆民众太不了解台湾政治，也不能体会台湾民意。”自称没有特定统独立场的台湾朋友无奈地摇头，对大陆方面如此热衷制造反感，感到匪夷所思。

 

　　情绪向来在台湾选举中是十分关键的因素，类似这样具争议性的行为极容易被利用作为政治宣传，借由媒体的力量传播并重复使用、形成刻板印象，在关键时刻也可能让有更重要议题须探讨的选举模糊失焦。

 

　　还记得2003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开会期间，台湾照例提出入会申请遭到拒绝，场外台湾媒体问大陆代表沙祖康：“你听到台湾2300万人的需要吗？”，沙祖康一句：“早就给拒绝了！谁理你们（台湾）！”，经媒体转播传回台湾后，引起台湾民众极大的愤慨。

 

　　沙祖康的反应可谓伤害台湾人感情的最经典例子之一，从此这个烙印在每个台湾人心中的不良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他们对大陆领导人和民众的想象，至今每当讨论大陆如何看待台湾人民，当年的“谁理你们论”间接导致一种深刻的台湾自主意识得到深化。

 

　　从1996年对台湾的军事动作，到2000年时任大陆总理的朱镕基失控的激烈语言警告，两次的台湾总统大选都出现大陆所不愿见到的结果。大陆领导层几年来逐渐学会在态度上有所克制，不直接刺激台湾民意的反弹。

 

　　然而中国崛起的时代变迁，意味着大陆人民如今能够昂首挺胸站在世界的舞台，民族主义情绪也自然十分轻易地在各种场合流露出来，而这种以民族优越感呈现出来的作风正让台湾民众产生深层的焦虑，也同时催生一股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的防御心理。

 

　　这样的隔阂真实存在，问题是大陆政府在情况积重难返之前，是否有责任教育、疏导并控制内部对台湾课题的民意基础？如果任由狭隘民族主义滋长，无视培养同理心和台湾民意的演化，明年总统大选无论谁胜出，在民意的压力下，都将面对更窄小而不是更宽广的两岸协商空间。

 

　　任何扩大或加深台湾民众对大陆及大陆人民反感的动作，显然不符合两岸任何一方的利益。长远来说，如果两岸未来的主人翁因为如此而继承一种不健康的对立或仇视心态，两岸的前景只会变得更为黯淡。

 

　　在动态发展的两岸关系中，大陆在军事实力上处于有利位置，但感觉它在赢得台湾民众好感的心理战方面越来越处于下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有什么内涵？它到底是大陆官方的口号，还是上下一心的认知？考验整体大陆社会的除了格调之外，还有它够不够沉稳，够不够自信。

 

　　台湾朝野的“入联”、“返联”公投令人不安。尽管台湾每年从大陆赚取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尽管中共不断开放台湾农产品登陆，鼓励台湾学生在大陆求学就业，但收效甚微。大陆有如此辽阔的腹地，为什么一个蕞尔小岛不愿意争取发展机会，却有那么多人跟随陈水扁去追求“台独”呢？

 

　　在台湾，从乡长、市长、县长、各级民意代表到最高领导人，都是选举出来的。只要是人民集体反对的，没有领导人敢推动。马英九曾经宣扬两岸“终极统一”，如今为了个人和国民党的生存必须屈服于民意而后退。同样，如果台湾人民义无反顾要与大陆统一，台湾任何领导人都阻挡不住，民进党政客能够一再当选，显然不仅仅是由于两颗子弹，背后还有民意支持。大陆一直声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可曾细心倾听和研究过台湾的民意呢？

 

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

 

　　随着国力的提升，大陆挖台湾的邦交国可能越来越得心应手，但这是否能保证台湾的人心就会与大陆走得更近呢？

 

　　1949年以后，中华民国失去了绝大部分土地，但并没有完全灭亡，还剩下台湾。如果说中华民国已经完全灭亡，那不等于承认台湾在1949年之前就不属于中国吗？“中华民国”和青天白日旗早就是台独分子的眼中钉，大陆不务实面对中华民国的局部存在，实际上是在帮台独分子。

 

　　因此，应采取新对策，阶段性不否定对方的存在，以包容的心胸去面对国际场合（例如体育赛场）偶尔出现的青天白日旗。北京不要在战术上与台独分子计较琐事，而应从战略上维护“文化中国”的血脉，吸引台湾人参与建设“经济中国”，长远目标是建设“政治中国”。这个“政治中国”最重要的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内涵，她必须是民主、自由、文明的。唯有如此，持有这本护照的中国人，才能昂首挺胸走向世界。

 

　　台湾过去曾经有高达七成的人支持两岸最终统一，如今为什么大部分人不敢理直气壮地大声说统一？过去台湾人为华东水灾、云南地震慷慨解囊，为什么现在对大陆如此疏离？除了李登辉、陈水扁之流的煽动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千岛湖事件的处理方式，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它是如何成为台湾统独势力消长的转折点的？不对历史冷静分析和反思，就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李登辉“戒急用忍”、陈水扁“积极管理”，目的都是要让两岸永远隔绝，老死不相往来。“戒急用忍”实际上根本没能阻挡台湾工商界大胆西进，因为他们在大陆有利可图。显然，李、扁也未必能绑住台湾民众。如果台湾民众能看到在可见的未来能在大陆参选独立的民意代表、开辟人生新天地，那就可以想象，不可一世的独派很快就会底气不足，而那些羞羞答答的统派势力就会理直气壮。

 

要让台湾人看到大陆公民的权利

 

台湾人民已经跨越了温饱阶段，政治参与和人权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大陆光靠贸易顺差、经济优惠无法打动台湾人。更多台湾人到大陆就业发展，意味着更多人亲眼观察到大陆的状况：媒体有多少言论自由？司法是否透明公正？大陆人参与公共事务、维护权益的状况如何？

 

　　与其苦口婆心地要求台湾当局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如赋予台湾同胞作为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这就是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利——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成就可圈可点，但政治改革原地踏步。大陆人民基本上没有监督政府的任何权利。众所周知，国家拨款逾百亿支持太湖流域治理污染，不但没有治好，反而出现蓝藻泛滥成灾。环保卫士因为得罪了当地企业和环保部门，竟然遭到法院判刑，说是“公开审判”，却不允许民众旁听。这些事实，台湾人都能看到、听到。

 

　　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会让热血青年、社会精英大显身手。各个政党、团体也踊跃拉拢这样的精英，吸收新鲜血液。只有这样，社会才有活力，国家才有凝聚力。而专制社会总是排挤、打击精英，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怀忧丧志、遁入空门，甚至走上偏激或者对抗的道路。

 

　　中国政府正在宣布加大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力度。有几个观察指标：新闻出版法以及官员财产申报法何时出台；如何确保媒体和民众行使监督权而不受打压；独立候选人何时可以依法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宗教组织何时可以像台湾佛光山、慈济一样自由传播大爱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何时以公民教育取代政治宣传，等等。所有这些，全世界在看，台湾也在看。

 

　　一个公民，生下来就只有被动接受的权利，而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没有建议、讨论、质疑和监督的权利，这样的国民是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

 

勾画渐进民主路线图

 

　　民主决不是给少数权势人物锦上添花，安排他们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那不是发展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对权力进行监督、制衡，人民应该有“知”的权利。

 

　　适时勾画公民社会或者渐进民主发展的路线图，这是大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需要。民主就是约束统治者的权力，保护被统治者的利益。民主对于政府是治理方式，对于人民是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没有民主保障的生活，很难说是一种安全、有尊严的生活。通过近几年的沙斯（SARS）大恐慌、松花江污染、太湖蓝藻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PX项目，中国人对民主权利已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连蒋介石的曾孙都认为国民党应对过去的白色恐怖道歉，可见台湾人的民主信仰和主体意识已深入人心。随着台湾老一代日渐凋零，年轻一代对中国日渐陌生，加上台独分子的“去中国化”，两岸和平统一的难度将日益增大。民族的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大陆已经错过了和平融合的很多时机，现在该是从自己做起的时候了。

琴日写好，但是网络唔好~

交开题报告了，问亲的都是写左十几页，主要是文献回顾多，而我只有薄薄的三页。加上老板去左欧洲，冇仔细睇过就交左上学院，都唔知会唔会有咩问题的~下午翻学院办事，打印的时候，哈哈，竟然见到老板翻来，中午飞翻HK，跟住搭直通车上广州（抑或直飞广州呢？）翻来就有救了，即刻叫他汇报开题报告，并简单口头阐述左一下构思。好在，老板觉得依个问题可以做，而且的确是有理论价值的，更好的是，他仲进一步帮我提炼出问题“政策范式制度化”，想野果然唔同我甘的小硕一个。有老板帮手，好多野都会顺利好多的~~希望开题顺顺利利，尤其是后面的案例研究就算有波折都可以完成啊最紧要。

老板下个礼拜又飞日本开会，而且同Mok同行，公关机会啊，希望有所收获。国庆特登研究左下CUHK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呃~以People from outside HK为主，80%来自祖国大陆，尤其是北大和南大，外国的好像得一个，CUHK本科甚至HK Local People都是少数。甘样的话，是米会出现一班中国人上课讨论，却是用英文的搞笑场面呢？

准备又要做背信弃义的事啦，次次都是用毕业论文做借口的喔。做学生难，做有追求的学生更难~~近排好多人见到我都话，“发了一篇文章哦”。哎，讲真啊，发到一篇的大有人在啦，有咩甘惊奇呢，关键睇你自己有冇去追求目标，同埋老板有冇机会遮~~~有D野是水到渠成而已。

      105年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一文，批评我们传统史学有四大弊端：一是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几乎成了二十四姓的家谱；二是只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历代史书无非为帝王将相立传；三是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为此大声喊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且认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写下《世界史纲》的韦尔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然而，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类的文明史差不多被简化成了权力争斗史，这种观念已经深植于许多人的头脑之中，要改变这一点确乎很难。

　　因此，一年前，当按照文明史观新编的高中《历史》在上海全面投入使用时，就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有热烈的肯定，有急切的否定，有冷静的观察，有隔岸相望、雾里看花的惊呼。长期受阶级斗争史观浸染的人，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历史课本，产生新鲜、错愕乃至义愤，也许都是正常的。外国媒体断章取义、不明就里、不无夸张、不够确切的报道，或许也可以理解。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会引发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关键是我们的社会要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眼光看待这一切，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是是非非的议论。

　　不幸的是，仅仅一年，这本新版历史教材就遭遇了被废止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月内匆忙赶出来的还未完成的更新版。《南方周末》的报道称，这也许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短命的教科书”。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组长朱汉国对记者说，这本教科书“没有政治问题”，只是有些学术上的问题，是可以坐下来讨论的。从记者的采访我们知道，所有编写构想、框架都是执行上海市教委的指导思想，先获得教材改革委员会审查通过，再经过上海课改办的二道审查后，开始进入试点。在通过上海市课改委组织的专家组审查后，再经上海市委办公会议通过，才投入使用。如此重重叠叠、一层又一层的把关，一次又一次的审查，何况负责审查的领导政治意识很强，经常说：“教科书不是你个人的学术著作，是政府意志的体现。”连一只苍蝇恐怕都很难逾越，经得起这样严格的编写和审定程序，哪里还会有什么政治问题？即便他们强调的文明史概念也不是他们的创意，而是根据国家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有关“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思想文化文明”的规定。所以主编苏智良教授觉得“冤”，朱汉国也觉得“拔到政治点上来讲，跟意识形态扯上边，根本没有必要”。

　　既然不是“政治”，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这本教科书的夭折？是什么让苏智良先生培养兼具民族精神和世界意识的“新公民”梦想“碎落一地”？从浅层次上，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习惯思维的强大。没有在阶级斗争史观、五阶段论框架中跳出来的人，包括一些史学专业人员，他们的保守性、封闭性思维，不能接受甚至不能容忍任何新观点、新视角，排斥不同思想，喜欢上纲上线。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历史学家的批评意见是致命的，他们给这个版本下的结论是：“编撰者思想混乱，……‘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有人甚至上书中央，干脆要求全国采用统一的一种历史教材，取消不同的版本。其实，现在通行的高中历史教材也只有少得可怜的四种，都是经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

　　第二，是行政力量的强大。对一种历史教材有不同看法，乃至个别人有些比较尖锐的意见，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新版本有各种缺点并不可怕，不是还可以进行修订，逐渐完善吗？问题在于一种历时6年编出来、曾试用3年，通过了严格审查程序的教材，它的生命完全握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手上，既可以让它继续生，也可以令它立马死。那么多参与编写乃至一道道审定的人，他们的心血、汗水和付出脆弱得如风中的落叶，可以忽略不计。行政力量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下决断，不须顾及任何其他的因素，在它的刚性力量面前，当事人的主张、愿望、劳动，社会的目光、期待、舆论，几乎都等于零。一本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陨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它的命运中也许可以照见每个人的命运。此刻，我最心伤的是苏智良先生以及上百位参与编写者，他们小小的梦想如同美丽的花瓣，顷刻间零落成泥碾作尘。 

 

    趁住开学唔少人卖路由，平平地买左个，打算方便系屋企几部电脑一起上。星期五系宿舍搞下试验，想试下所谓的校园网路由，睇下有几抵，搞到NC要封。结果对住个说明书搞左一排，重设路由系统N次，都是唔成功。烦，唔理它~

今日系屋企再试，都是唔得。吃饭的时候想下，有路由之后点样虚拟拨号呢？然后上网查。网络是个好东西。有篇文章好详细介绍左N种方法。终于明白，ADSL Modem、路由、PC都需要设置系同一个网段，Modem的IP一般是固定的192.168.1.1，然后就要设置路由的LAN IP是192.168.1.2，PC的IP是192.168.1.3，子网掩码都是255.255.255.0，PC的网管和DNS服务器都是路由的IP，即是192.168.1.2。咁样设置好了，开机路由就会自动拨号，然后就已经上网了，包月当然就是咁用啦。

写依篇野呢，一来是要记录我“伟大”的网络实验成功，哈哈。跟住就是记录低实验过程，比某人参考。第三是要说明，有时斋睇说明永远都搞唔清的，尤其对于非专业人士。所以最后就是，网络是个好东东了。

今日南都“知道分子”梁文道先生有写左篇野，就唔贴上来了，费事又有人话净是ZT。就引一小部分：

我们还可以看看“维基百科”和“Yontube”这两个热门网站在中国的处境，大家都知道，要在中国境内顺利登录这两个网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外国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自由自在地从“维基百科”里找材料做功课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生却不能进入这个世界性的平台，这里头的资讯差距岂不是大得太离谱了吗？

 

没错，人家有“维基”，我们有“百度”；人家有“Youtube”，我们还有无数的视频网络。凡是外国有什么，我们就能炮制出一个针对中国市场很有中国特色的模本和翻版。可是，在中国独家提供的资讯选择之外，我们就真的不需要去直接接触别人的声音、别人的世界吗？

 

想起一个论坛签名：“中国网，封天下”。依排香港讨论区又上唔到了~~~莫非关台湾地震事？

     本星期一早上，广州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一名45岁夜间执法队副队长李志军猝死在家门口，法医鉴定认为李是死于突发疾病。他的同事推断，广州市7月1日成立整治“六乱”的夜间执法队以来，李志军连续65天每晚工作到次日凌晨三四点，应该是积劳成疾致死。

　　所谓“六乱”，即乱吐痰、乱扔杂物、乱招贴、乱堆物、乱搭建、乱设摊。虽然广州媒体相关报道没有明说，一般相信李志军累死，与近期广州市当局争取“创建卫生城市”评审过关的工作压力有关。因此，前天上午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慰问李志军家属时表示，广州将号召全体城管队员学习李“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献身精神”。

　　因为某种精神的缺乏，才需要宣扬、号召学习。官方媒体为李志军刻划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公仆形象，但网上舆论对这位城管队长之死，却显得冷漠。原因无他，近年来城管人员与游走城市边缘的“走鬼”（流动摊贩）之间，形成类似猫鼠的对立关系。素质参差不齐的城管人员粗暴执法，“走鬼”们“暴力抗法”，时有所闻。

　　就在8月31日，深圳一社区民治街道的240名执法人员将七八十名违章建筑住户赶到一边，就点火烧掉了近千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尽管执法队伍负责人宣称，他们所做的每一步都符合程序，但这样极端手段已对住户心理造成了伤害。

　　正因一些城管人员的粗暴执法，断了“走鬼”的生计，招致对方以死相拼。广州今年上半年就有284人采取暴力反抗的方式，反给城管人员造成沉重的精神压力。缺乏广泛的普及法律教育及妥善的管理配套，一味对流动摊贩进行冷酷驱赶，无论背后有多充分正当的法律依据，城管人员如何忠于职守，都难得到“走鬼”们的理解和社会大众的支持。

　　日前上银行办事，在排队时与认识的银行职员聊天，才知道他从出纳柜台转来协助引导客户服务。“你们不知道，我们在柜台工作得特别小心，每一笔交易，哪怕是客户交过来的表格填错或忘了签名，月底就会被扣减工资，心理压力很大！所以，我很高兴被调出来解答客户疑问。”

　　我才明白为何过去从未见过坐在他旁边窗口那名女职员的笑容，也明白为何国有银行经常大排长龙，而银行职员就是无动于衷，万一出什么差错，主管拿自己是问，损害的是自己的荷包。就像餐馆里的服务员，不小心摔破打碎了碗杯，就会被领班扣钱。这样的责任管理，根本就是压榨。

　　一名德士司机说，公司为了提高形象决定更换司机制服，但司机必须自己掏钱购买；公司要求经常把德士送去检验维修，也是司机承担费用。提升德士司机的专业形象，保障德士能够安全行驶，确有必要；但这样的硬性规定，徒增司机的经济负担，不可能得到真心支持和拥护。

　　中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经常提到要“落实责任意识”，但在权力不对等、官员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现实中，每每出现公共事故，经常“刑不上大夫”。封建王朝时代，地方官以修桥铺路、造福乡民，来树立为世代称颂的功德碑。但九江大桥、凤凰沱江大桥的垮塌，给人一种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印象，怎么不见有官员站出来：“我敢负责任地说……”？ 

今日国内媒体最大的新闻应该是美国外交官答记者问时，宣称“台湾或中华民国不是国家”。恩，听起身唔错，但是中文的“国家”对应英文可以是country、nation、state，之前加拿大总理好巧妙地用nation安抚左魁北克民众的离心呢，所以要睇睇原文。

原文在白宫网站上可以睇到，关键字句如下：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aiwan on many, many fronts. We have worked hard, for exampl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treated appropriately in APEC as an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owever,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requires statehood. Taiwan, 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at this point a st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that the ROC -- Republic of China -- is an issue undecided, and it has been left undecided, as you know, for many, many years.

 

So we find the attempts by the DPP Party in Taiwan to call for a referendum of this subject a little bit perplexing as to why this would be useful, given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under current circumstances and that it only adds a degree of tension to cross-straits relations that we deem unnecessary.

睇落，前面话系国际社区中唔是一个国家，后面话是一个未决议题，相当外交的讲法啊。咁是米讲，如果国际社区决定它是一个国家，咁就是啦？国际政治本来就是实力原则，国际公认就可以了，所谓大国集体安全制度米就是咁咯。 

标题借用左香港电台一个电视节目名，一个相当唔错的节目。

郭老上课提过，城市规划、旧区重建好大程度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之前的恩宁路旧城改造，规划话保留骑楼、满洲窗、青石板，借用HK流行的词汇，所谓“保育”，咁我地的保育工作实际是标签化，具体为一个个指标来执行。香港要重建最老的街市，唔是翻修，而是清拆之后，起商店大厦，然后搞一个市集。一间老字号的唐楼将会拆净一面墙，然后依面墙作为第日老店街的入口。唔是个个地方都是大三巴啊！

老城区最珍贵之处唔是他的外观，而是内在。好像澳门，特地稳个地方摆四间屋，作为标本向游客展示澳门旧生活，我地可以体会到几多？

依个区域本身是一个社区，有千丝万缕的社区关系，打破依种自然生长的联系，然后人为地重新构建，如同一位老店主讲，第日老店街，请几个人翻来系商店卖野，就好像演戏咁，根本唔是自然的、本源的。

香港规划署同大家开座谈会，一位设计师就话，用推土机夷平旧楼已经是四十年前纽约、伦敦重建的做法。不是D野因为旧左、有危险就要拆除，应该修复。值得一提的是，皇后码头、喜帖街、波鞋街、旧集市等旧区重建，政府有开会同所有Stakeholder（PS，字幕显示“持份者”，睇来不及“利益相关者”传神）倾，而且每个事件都活跃住一D某某关注组，即是NGO。当然，大家坐埋倾肯定好多分歧，但是有得倾好过冇得倾，互动的倾好过单方面的“市民提意见”。如果话我地广州可能未有咁的途径，咁我地本身依家又有冇相关的能力同意愿呢？

仲有一件相关的，近排广州选“西关小姐”。睇到西关小姐，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就算生活同西关吾多拉更，但是起码可以讲到流利的广州话啊。广州话是以西关口音为标准的喔，西关小姐唔识讲广州话，米仲搞笑过《外来媳妇本地郎》的整形“阿宗”，土生土长的西关少爷广州话口音吾正？但是，依家“西关小姐”就是要面向全世界，只要“热爱西关文化”就得了。她地知唔知西关文化是乜？我地又知吗？知道的话，应该唔会有陈SIR今晚话的，上下九外墙一片粉红粉绿，陈家祠广场不中不西，冇D老广州味道啦。 

苹果日报          陶杰  2007-08-24


十四岁进大学读医科，即使在技术上读得上，心智上却不适宜。大学不止是学府（Academy），还是一座校园（Campus），在学府上课进修，在校园，却是生活和学做人。许多香港人把读大学当做职业的高级训练所，认定大学是「技术的」（Technological），因此要读理工，学计算机和管理；不愿把大学当做「学术的」（Academic），因此父母不主张小孩读历史、数学、美术史。至于大学有一座Campus，还有所谓 Campus Life，对于许多家长，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们认为：有功，戏无益，进大学就是学好一技之长，出人头地，有什么Campus不Campus？

此一心理，基于千百年来的饥荒和战乱。没有「事业」的概念，只有「谋生」，找一碗饭吃，一个职位，叫做饭碗，看得非常实在。在这样的心理状况之下，大学亦是谋生技艺的训练所，生了一个神童，越早进去越好。外国不是没有，而是非常的例外，报纸不会一窝蜂吹捧的，白宫和唐宁街也不会接见，总统首相蹲下来，跟小状元合照，然后由美联社广发世界。外国人的文明自信，不建筑在这个地方，他们比较以当初哈佛都念不下去的盖茨自傲。出了一个神童，外国人的欣赏角度不一样，好像一只小鹦鹉，只三个月大就懂得心算，会用嘴巴叼起一张算术方程式的答案卡片，观众的眼睛瞪得老大而称奇，这只小鹦鹉当然是一只受保护的珍禽，但终归是一种鸟类。赶着早进大学，早毕业，早出来谋生赚钱，算盘打一打，多么化算。加拿大许多大学摸到香港许多留学生的心理，推出浓缩暑期班，通常四年的课程，两年半就可以念完毕业，去去去，快点收拾行装回香港赚钱好了。

校园的枫叶，红砖教堂的钟声，文学院的旧屋檐沉积的青灰的鸽粪，黄昏后图书馆长廊跑过的一只小松鼠，尽皆无心欣赏，一心想着快点得到文凭，不得了，迟归一年，少赚了许多的。这种人念大学，不止没有校园生活，严格来说，一生都不懂得生活。十四岁，不是进大学的年龄，不要受周围那么多俗人所惑，告诉大学：我不想进来，给我两年Cap Year，我想一个人游一次地中海。

 

 

 

 

苹果日报          陶杰  2007-08-23


十四岁小女状元，破格入读大学医科，敲锣打鼓，开创香港学术史。十四岁，是《笑傲江湖》里的曲非烟这等年纪，一点也不幼稚，是可以在衡山派高手刘正风金盆洗手的盛会独当一面，戏耍群雄，也是《罗蜜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的年龄，多愁善感，吟唱What's in a Name的玫瑰诗篇。只是十四岁就读医科？O Come On。虽然令人鼓舞，但读医科不止读书之简单，除了要背诵一大堆人体拉丁名词，还要学会与病人对话沟通。

一个九十多岁的垂死病人，抓着医生的手诉感情，说往事，这个十四岁的神童，有多少人生经验可以应付？因此在美国──对不起，鉴于十三亿中国人崇美媚洋，必须时时祭出美国人的案例──读医科，不是学士学位，也就是不让读First Degree，最好先念完一个生化系学位，成绩优异，才在研究院的层次开始学医。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医科一年级至少二十一岁，不管你神童不神童，也不管考了几个A，因为在这个年龄，心智才开始成熟。因为医学不纯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哲学，因为医生在生死搏斗的前线，医生要时时面对死亡，优秀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出幽入冥的哲学家，他对生离死别有一套不凡的见解。十四岁，不是这样的年龄。十四岁再神童，也神不到认识死亡的层次。因此在这个世界，哲学家、和尚、法官、小说家，这几个行业，都没有神童，也不需要神童，只有老来方可参悟智慧的大美。

但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由第一天开始就认定只「师夷之技」，中国人把西医当做技术，香港人把西医当做谋生赚钱的天梯。十四岁的女神童提早读医科，有一种中国式矫情的俗气，像一座深圳酒家里金碧辉煌的装修。这位女神童，如果真的聪明，就会向把脸孔贴过来、奖品堆上来的大学医学系说一声No，谢绝所有华文传媒访问──英美传媒当然除外──并发表告香港市民书：「我想把读大学医科，留到二十一岁。在读医科之前，我想先修读哲学或历史，我相信这两门学问对我将来读医科有帮助。我只有十四岁，不想天天见报，请各位给我一点点宁静，可以吗？By the way，十四岁就读大学，我真的觉得太早了，法例所限，至少大学的新生营玩闹的性游戏，我不能参与，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我没有与男生恋爱上床的人权，这不是很可惜吗？养一只小鸡，多给她几个月的生命乐趣再宰掉，可以吗，Uncle和Auntie们？」 

联合早报：争论长达13年 中国《反垄断法》有望通过

 

　　中国十届全国人大昨天开始在北京举行为期七天的常委会会议，会议有望通过争论长达13年的《反垄断法》，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

 

　　反垄断法被认为是“经济宪法”，是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律。中国自1994年5月开始制定反垄断法，由于这部法律不仅牵扯如何规范以大型国企为主体的市场垄断，还牵涉如何规范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垄断，因此一直受到来自大型国企和地方政府的阻挠。

 

　　中国高层既希望改变少数国企在石油、电力、通讯、钢铁等领域的垄断局面，同时又担心贸然打破这些领域的垄断会危及国民经济的安全，这是反垄断法迟迟不能出台的重要原因。

 

　　但大型国企的市场垄断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垄断已成为中国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绊脚石，要求尽快出台反垄断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蒋黔贵昨天在作有关法律草案修改说明时说，法律委员会建议这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反垄断法草案。

 

　　目前位于中国500强企业前10位的都是垄断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有浓厚的国家背景，掌握着强大的资源优势。这些企业领导人往往声称他们对市场的垄断符合中国国情，代表着国家利益。

 

　　但有学者指出，所谓国家的利益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如电信、石油等垄断企业他们有着高额的利润，但却只把很少的一部分返还给消费者。这些企业其实只是打着国家利益的大旗去掩盖他们本身违背市场合理竞争的本质，必须尽快通过反垄断法限制他们这种垄断特权。

 

　　也有学者对反垄断法的效果表示怀疑。《上海证券报》引述有关学者说，即使获得通过，目前的反垄断法仍有三个问题难以解决。

 

　　一是有关管制性产业的行业法对反垄断法的干扰。现有草案对垄断国企和行业的竞争监管规定由相关部门法律和机构管理，而不是由反垄断优先调节，这将使国企的垄断行为非但不受反垄断法的制约，反而还要受到行业法的法律保护。

 

　　二是行政垄断问题。目前草案规定滥用行政权力的法律后果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实际是把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管辖排除了，反垄断法将对行政垄断起不到约束作用。

 

　　三是反垄断执法机构问题。由于反垄断法不仅要面对大企业集团或者垄断企业限制竞争的行为，而且还要同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而这些案件往往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调查难度大，如果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没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它的审理就会受到其他行政部门的干扰和影响。

 

　　而目前反垄断法草案所设计的执法体制却是“双层次多机构”方式，所谓“双层次”是指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与反垄断执法机构；所谓“多机构”是指有众多机构将享有反垄断法的执法权。这种执法体制将强化目前分散执法的格局，以部门与企业的深厚关系，将使反垄断法的法律效应大大削弱。

 

 

 

南都：反垄断法，为何十三年难磨一剑

　　

　　十三年磨一剑。1994年起即被列入人大立法议程的反垄断法草案，在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之后，有望在本月底表决通过(8月25日《上海证券报》)。

 

　　反垄断法十三年难磨一剑，根子并不在于立法技术的高难度，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从诞生至今已逾百年，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抑或是英美法与大陆法渗透融合的欧盟，都形成了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反垄断制度体系。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完全可以凭借“后发优势”，制定一部既能与反垄断立法的国际趋势接轨，同时又能对中国独特的垄断情势正确研判的“良法”。令人遗憾的是，十三年来，短短的57个条文，平均每年搞4个条文，却未能平息种种的争论，原因何在？

 

　　是我们面临的垄断态势极具特色吗？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理由。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模糊，中国市场中的垄断除了经济性垄断，还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行政性垄断。正因为如此，中国面临的垄断态势的复杂性远远高于美欧等发达国家。长期的权力垄断使行政垄断与体制弊端交相辉映，与利益集团千丝万缕，与地方保护以及部门利益盘根错节，民众希望通过反垄断法的制定，毕其功于一役，剪除行政垄断存在的制度土壤。然而行政垄断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行政垄断行为的消灭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主要通过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从源头上解决。单纯依靠反垄断去剪除行政垄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学者们绞尽脑汁设计种种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除了徒增烦恼之外，并不能为铲除行政垄断提供锋利的法律之剑。

 

　　反垄断法引发争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立法者和民众对反垄断法的期望值太高。从古至今，法律都承载着人类美好的理想，然而，立法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方式和公共选择的过程，总是受到相关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并受到不同利益和需要的驱动，任何一项法律的出台，都是重大利益的博弈和妥协。法律本身内在的不完备性决定，一部反垄断法无论其规定如何完善，如何具有操作性，都不可能穷尽现实中的所有垄断行为，也不可能一夜之间让所有的不合理的垄断行为都消失。

 

　　反垄断法的争议，还在于反垄断法承担了很多不该承担的“重任”。反垄断法作为一个国家竞争政策的体现，它的价值目标是单一的，即通过保护有效竞争来促进经济效率和保护消费者福利。我们不应当赋予反垄断法太多任务，反垄断法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只是一部纯粹的反垄断法律，它承担不起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更承担不起将所有因为体制原因而产生的地方保护、部门垄断等一网打尽的任务。

 

　　毋庸讳言，在反垄断立法的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不会放弃寻租的机会，通过游说等行为，用类似“点菜”的方式购买法律规则，增加立法中的寻租行为“俘获国家”，通过“垄断豁免”等规定，为其垄断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果然，我们霍然看到二审稿中有“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等匪夷所思的规定。

 

　　同时，由于精英和部门垄断立法，导致恶法和立法的利益化严重，走向了法治的反面。这部名为《反垄断法》的文件，在立法过程中却屡屡上演几大权力部门争夺“立法权”的好戏，商务部、工商总局、发改委各显其能，都试图垄断反垄断法的“立法权”，实现“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规化”。对于本部门已经取得的反垄断执法权，寸土必争，这导致了在反垄断法草案中并没有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设置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而“反垄断委员会”等跨部门的没有任何实质权力的机构，只能证明是部门设置的“流动性过剩”。因此，在反垄断立法的同时，打破部门对立法的垄断，通过竞争性立法，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权威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理想很难照进现实，但我们仍然期望，正在审议反垄断法的人大常委们能以自己的智慧，让这部法律的争议更少一点，任务更轻一点，操作性更强一点，出台更早一点，成为一部“干干净净”的法律。